来源：微信公号 转型中的刑法思潮 2022-12-10 2020年11月22日，蔡定剑的十周年忌日，我在群里不断看到中青年学者的回忆文章，深为感动，有感而发，写一点儿往事。 北京昌平区天寿陵园蔡定剑墓 蔡定剑是晚我两年毕业的北大法律系校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与我多有交往。 1988年12月，中国法学会举行“中国法治建设十年改革研讨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郭道晖先生主持学术论文的评选，我的《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和《经济立法的超前性探索》两篇论文入选，应邀到会作大会发言。（这两文还被选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改革十年研讨会”论文。） 数天的会议结束了，晚饭后，大家从北京郊外的昌平县回龙观宾馆乘大巴车回城，我和蔡定剑坐在最后一排，在夜色中聊起来。1986年，他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那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意气风发，激情燃烧，欣欣向荣的大时代；那是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制定一系列重要法律，我国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大发展时期。我俩曾分别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小范围的立法工作专题会议：1987年，蔡定剑参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调研和出台；1985年1月，我参与《全国人大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的调研和出台。我俩曾努力完成彭真交办的艰巨任务。 这次中国法学会的研讨会，蔡定剑协助郭道晖操办会务。当时新一届的七届全国人大开始了，我的老领导顾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总干事）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我任其秘书，开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等部门打交道，与蔡定剑成了同事。他在江西省新建县艰苦的农村长大，70年代我在江西省南城县艰苦的农村插队七年，那里为第二故乡，与他成了同乡好友。 时隔21年，2009年春，蔡定剑分别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已多年，政绩卓著。现在这两个单位联合召开《保密法》修改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立法人员和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 我在网上看到，蔡定剑在第一次座谈会的开场白，即介绍我被上海文汇报社法人团伙盗印机要文件，栽赃陷害，身陷囹圄；江平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但我却仍陷冤狱三年的典型案例。他说，下次座谈会要请我去谈《保密法》的修改问题。我深为感动，立即去信表示同意前往，现身说法，谈修改法律。 我在信中告知：198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草案)》的座谈会，由赵总理召集各部门两百位专家学者到会讨论，我受命执笔起草与之配套的《“七五”立法规划（草案)》。我按国家保密局局长沈鸿英的要求，把制定“保密法”列入立法规划草案，报经赵总理原则同意，要求继续完善；1987年，报经后任总理李鹏的批准并付诸实施，我又参与立法工作。1988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保密法》，至今21年，需要修订，进一步完善。借此机会，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推进信息公开，以及我在狱中对《保密法》的思考。 我在信中感谢蔡定剑兄在我冤狱期间，不断向询问者说明我案。为此，我告知案情真相：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前夕，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反复请求，我支持该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搞好党的新政策和法治宣传，使该报取得成效。没想到，相关文件被其团伙盗印，栽赃陷害，在法庭上证明我有罪的所谓证人证言，竟然是宣读该报驻京办主任兼首席记者王捷南等作案人的诬陷证词。我要求当庭对质，被法官断然拒绝。作案人竟逍遥法外，得以高升，还被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有人说我是“倡法治而羁法网”，我欲哭无泪。人们只知记者是为民请命的，却不知上海滩记者的文人无行，恩将仇报，丧尽天良。 没想到，我给他的信，久未得到回音。 后来才得知，他病了。 更没想到，54岁的他竟然英年早逝，撒手人寰，使人扼腕长叹。 a 2010年11月28日，人们前往八宝山殡仪馆东大厅送别蔡定剑 在十年前的今天，小我三岁的蔡定剑去世了。四天后，在那寒风凛冽的早上，1000多人前往八宝山殡仪馆送别，有底层百姓和企业家，有江平先生和法律界人士，不少人从深圳、哈尔滨、郑州、天津、上海、四川的山乡赶来，人头攒动，群情鼎沸，悲痛不已，极尽哀荣。 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东大厅前，我排在长长的送别队伍里，看到这位乙肝病毒携带者举着这张纸：“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的贡献”。 他失声痛哭，我潸然泪下 前来送别蔡定剑的各界人士，有不少得益于他所推动的宪法研究与社会实践，有受益于反歧视行动，在求职就业上度过难关的年轻人；有为子女讨回了公道，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示，得以实现的老人。 2010年11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送别大厅前的寒风中，记者采访江平（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先生是蔡定剑和我的良师益友忘年交。 送别大厅外，悼念蔡定剑的律师们 蔡定剑努力推进反歧视、劳工权利保障、选举权等方面的宪法研究和实践，为民请命，功德无量。 今日我读《蔡定剑逝世十周年：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叙述他的奋斗史，感同身受，与我多有相似之处，唤起我与定剑兄的往日情怀。此文对蔡定剑参与起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叙述并不准确，我在文中作补充说明。 我将继续撰文回忆：1987年，蔡定剑参与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又积极倡导用宪政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方法，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2001年起，我帮助多起群体上访的失地农民，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政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方法，维护广大失地农民的合法权利，取得成效，其中2005年为河北省桃林口水库4万失地农民讨回5亿元补偿款，解决老大难的社会问题，成为在体制内化解社会矛盾，提高执政能力，良性循环的先例之往事。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谨录蔡定剑教授遗言，赠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 ——87岁叟郭道晖书，2015年10月北京 现已92岁的法学家郭道晖先生早年参加革命，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德高望重，学术成果卓著，在法学界与江平先生齐名，是蔡定剑和我的良师益友忘年交。 2020年1月21日，蔡定剑逝世刚到第十年，我前往北京昌平区天寿陵园，向蔡定剑墓献花。他的雕塑栩栩如生，使我痛心不已，深感历史的责任正在向我袭来。 编后语 在蔡定剑学兄十周年忌日，我读《蔡定剑逝世十周年：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深为感动，感言200字，发朋友圈分享。当晚《达观营》主编李洪达先生要转发，我补充为600字，凌晨三时推出；随即《思考者》主编张建宁先生要转发，我又补充为2000字。 承蒙两位年轻的主编喜爱蔡定剑，热情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促使我不断回想往事，想起那忘却的记忆，写出本文；又加以精心排版推出，使拙作增色生辉。之后，不断被个人微信号转发，达33个微信号，读者点击达14967，其中10个微信号再次转发修订版，尤其是本微信号主编张建宁先生分别五次精心编辑，推出新的修订版，使我深为感动。 本文原本说的是法律界的人和事，我不断发到法律朋友群和法律人的微信号，希望转给更多的法律人看。没想到，竟无一法律人的微信号转发本文。——2020年11月22日蔡定剑逝世十周年午夜急就章，12月4日宪法日修订，12月24日再修订。 读者感言 一、杨利川先生（北大77级哲学系校友，曾任县委书记）感言： 蔡定剑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俞梅荪校友在法治改革史上的经历，值得书写！你提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那些年的出台（八十年代草拟，1987年试行，1994年施行），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我也深有体会，前些年曾差点有机会做一下居委会主任，也为社区自治的倒退而抗争过…… 附文中，蔡定剑参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调研并不准确。俞梅荪加以客观说明，这很好！研究历史的态度，对故人要尊重，但不能溢美。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张友渔、彭真、彭冲等领导人的作用，我到后来回头看才特别有体会，尽管他们尤其是彭真和彭冲都是出生入死，屡经冤案磨难的老共产党人革命家，80年代他们执政，发挥了人性和常识的一面，因是民国出来的人，还抱着早期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使他们在冤狱中深感法治的重要。所以在主持全国人大的时期是重要法律出台最多最有进步的时期，后来越来越多的是部门“立法”了，我管那叫“行政令”、“警察令”、“规定”，而不是法律了。 二、黄怡钧先生作诗 立法之人被法伤，卑鄙小人却猖狂； 正义之辈多磨难，呕心沥血为国昌。 纵观史上众范例，忠臣屡遭奸邪枉； 有生之年望青天，更待雄鸡再一唱。 三、王爽同学（中国传媒大学的留美传媒硕士、犯罪学在读博士生)感言：俞梅荪饮冰27年，血仍未冷。他倡法治而羁法网，似赶上革命前辈曲啸的冤案啦。1982年，谢晋执导的伤痕文学电影《牧马人》的原型是曲啸。 袁静女士回应： 曲啸老师的鸡汤讲演在80年代红极一时，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他是《牧马人》的原型，不知近况如何。人要对得起他所受苦难，才会思想深刻，否則白白吃苦了。 俞梅荪答： 说到曲啸，80年代初，我上学时，我和家母在央视节目观看他讲演其历经“反右”冤案21年的自强不息，因家父在“反-右”－运－动被迫害致死，而深为感动。后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曲啸来作报告，与我有交流，后来又见过他，钦佩不已。 我冤狱三年，以《红灯记》李玉和、《红岩》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和曲啸为楷模，因我认识曲啸，更以他的：“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来炼狱。如今，我的冤案到下月为27周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大大超过曲啸的21年冤案啦！虽血仍未冷，却心已寒。 袁静女士再回应： 在1980年代，我也听过曲啸老师的演讲，也曾感动。随着他到处演讲，后来我就怀疑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对苦难的深刻反思，反而由诉苦而感恩，或许是自我释怀，实则鸡汤有毒。这也是我们不能进步，苦难不断的原因。大难兴邦？难道苦难还不够？近日读《当年曲啸教授的心理是怎么崩溃的？》，得知曲啸离世了！唉！只能说他始终是受害者，前面是蒙冤受迫害，之后是执迷不悟唱赞歌，可怜的人啊！ 蔡定剑（1956-2010），1986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法理学专业，师从陈守一教授；1986至2003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局工作，曾任秘书局副局长。 … Continue reading 俞梅荪 | 我与宪法学家蔡定剑的一点交往